真正的元朝，应是从忽必烈至元八年十一月乙亥（1271年12月12日）建国号“大元”开始，之前是蒙古帝国。

在建国号时，忽必烈发布了一道诏书，宣布了“大元”取《易经》“乾元”之义，并承认元朝是继尧、舜、禹、汤、秦、汉、隋、唐以来的正统王朝。

忽必烈

一、辽、金、宋、元的正统问题

何为“正统”？欧阳修说：“统天下而得其正。”意思是得天下要附合春秋大义，明正言顺，篡位得天下、暴虐得天下都不算。所以欧阳修只认汉、唐、宋是正统。而后世有人对欧阳修这个看法很不以为然，比如元末明初的王祎，有《正统论》。以我对此文浅显粗漏的理解，一个王朝站在中华历史发展的主干上就是正统，如果站在枝叉上，就是旁系偏枝。像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到底谁算是正统，扯不清楚。

欧阳修

那么元代以前正统王朝就有尧、舜、禹、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到了宋代分叉了。金灭辽、灭北宋，元灭金、灭南宋。大元自认是正统，就面对一个新问题，这个正统是从辽、金这条线承接下来的？还是从宋这条线承接下来的？换句话说，大元要先承认辽、金、宋谁是上一个正统？这相当于一个大家族的血脉问题。

这个问题在元代前期、中期一直没有定论，也就搁置了。可是到了元顺帝开始编《辽史》《金史》《宋史》时，这个问题又摆出来了，不定下正统，这三史如何编？

二、辽、金、宋三史的编修

先说说这三史的编修。自司马迁修《史记》以来，在中国就形成了编史的惯例。凡修史，大都在建国之初，或王朝鼎盛时期。比如，汉武帝时，司马迁修《史记》；汉明帝、汉章帝时，班固修《汉书》；西晋武帝时，陈寿修《三国志》；南朝宋文帝时，范晔修《后汉书》；唐贞观年间，修了《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八部史书；明洪武年间修了《元史》；清康雍亁时期修了《明史》。

元代修三史却是在末年顺帝时，此时元朝国力已经大不如前。在忽必烈建国号之前的公元1261年，当时，辽、金已灭，南宋还在，大臣王鹗就进言，要为修辽史、金史做准备，培养人才，搜集资料。可是一直拖到70年后的顺帝，才开始修，为什么呢？

初步总结，一是忽必烈前期，战争还在进行，可能忙不过来。二是，元人极度崇尚武力，对文治修史不重视。三是，自忽必烈以后到元顺帝即位，短短40年间，元朝换了9位皇帝，权力更迭太快，顾及不上。

到了元顺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下诏修辽、金、宋三史，这是元顺帝即位后的第12年。权力稳定了，但是大元的国运已经衰败了，忧患重重。此时修史，可能也是想彰显文治，以振国运。任命右丞相脱脱“领三史事”，兼都总裁。这个脱脱在元末是一位很历害的人物，是《大明英烈》中的大反派。脱脱字大用，自幼异于常人，是文韬武略的全才。顺帝时，拜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

面对辽、金、宋正统问题，脱脱的做法是回避，不予理睬。三个史各修各的，以其各自皇帝年号为主线，不设统一的主干。很快，第二年三月，《辽史》修成，同年，脱脱因事辞去右丞相之职。朝廷以阿鲁图为右丞相，与左丞相别儿怯不花共“领史事”，脱脱仍然是都总裁。同年十一月，《金史》修成，至正五年十月，《宋史》修成。

三、正统问题基本有了结果

三史修成以后，当时的名士杨维桢看到三史回避了辽、金、宋正统问题，以为不妥，于是给朝廷上疏一篇《三史正统辨》，绕脑绕舌地写了2600多字。核心意思是，上一个正统应是宋，元承宋为正统。有人评论此文，一扫天下纷纭之论，必可响誉后世。对杨维桢的论说，元朝宫廷是认可的。讽刺的是，当元朝解决了正统问题，却也是日落西山，快完蛋了。

四、元朝如何丢弃了正统和江山

元朝自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到元顺帝北归大漠，只有一百年。为何这么快，原因很多，而最主要的是没有得到民心的认同。元朝自认正统，但民心对这个正统没有归属感。天下人对正统的认可不全取决于种族，更重要的是文化。中华文化有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巨大的包融性。元朝没有很好的融入到中华民族文化圈的核心。其实元人已经融入进来了，只是一直在边缘徘徊。这种融合从先秦时代就开始了，草原上的先民和中原人的祖先，经过2000多年世世代代的战争、贸易、文化交流，已经无形中融入了中华民族大文化圈。元朝建立后，虽然是天下的统治者，可是他们的思想意识还在边缘状态，总觉得还有退路，实在不行还可以回到草原上。

元朝既借用中原的文化和制度，又顽强保持自身文化特色，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也是种族制度，把两个文化割裂开，不伦不类，适应性很差。

1.等级制度

首先，元朝把人分四等，一等是蒙人，二等是色目人（除去蒙人、汉人、南人的少数民族），三等是汉人（原金朝治下的汉人、女真、契丹等人以及南宋灭亡前归附的四川、云南的汉人），四等是南人（原南宋治下的人民，以汉人为主）。

宋末元初的郑思肖又说，元朝把人分十类：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

2.科举

清代王士禛认为，儒士这种极低的地位，主要流行在元仁宗以前。因为元朝虽然有科举制度，但元仁宗以前并不执行，不考试。早在窝阔台时代，耶律楚材就进言，以科举选士，实行了很短时间，就中止了。忽必烈初期，王鹗等人又进言科举选士，并制定了科举选官之法，仍然没有实行起来。究其原因，大概还是崇尚武力，不重视，另外有蒙古贵族的反对。等到了元仁宗，天下基本安定了，由于疆域太大，需要官员去治理，太缺乏人才了，这才真正开科取士。由此，儒士地位大幅上升。

汉人、南人是可以参加科举的，但待遇不同。首先元朝的京师国子学，只收蒙人、色目、汉人，不要南人，各地书院大多如此。再者，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是分卷考试的；发榜时，蒙古、色目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

考试时蒙古、色目考两场，内容简单。第一场“经问五条”，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里出题。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五百字以上。

汉人、南人则是考三场，内容偏难。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里出题，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意思是诗经、尚书、周易、春秋三传、礼记这几经都要写，五百字以上。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第三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一千字以上。

3.选官

就算汉人、南人科举考中，选官也是很难的。南人不可能做到各级的“长官”，汉人倒是有机会做“长官”，但大多是参用。忽必烈时代还好些，因为征伐天下，要依用不少汉人和南方投降的人，而往后越发严格。

忽必烈至元二十八年下诏，路、府、州、县，除达鲁花赤外，长官宜选用汉人素有声望、及勋臣故家出身者；佐、贰官选色目，汉人参用。（达鲁花赤是成吉思汗所立官职，意为“掌印者”，诏书中没有提到南人。）

元成宗大德元年下诏，各道廉访司必择蒙古人为使，如有阙，参以色目、汉人。（没有南人）

元顺帝至元三年下诏，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访司及郡府幕官之长，并用蒙古、色目人。汉人、南人不得习学蒙古、色目文字。（没有汉人、南人）

元文宗天历二年还曾下诏，官员丁忧，各依本民族习俗，如果蒙古人、色目人有仿效汉人习俗者，不予使用。

总之，大原则是，做大官、长官主要是蒙人、色目人，汉人参用，南人没什么机会，只能做小官小吏。

到了元顺帝至正十一年，红巾军起义，天下响应，朝廷为了笼络南方人心，才放开对南人做官的限制。在至正十二年三月下诏：“省、院、台不用南人，似有偏负，天下四海之内，莫非吾民，南人有才学者，皆令用之。”可是晚了，民心早已失尽。

以上所举，只是蒙人、色目人特权的一部分。当时有一首诗可作写照：“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物物是江南，不道江南好。”意思是北方的蒙人、色目北人去江南，贫穷者可致富，一无所有者，可无中生有，强取豪夺呗。而且还对南方骂不绝口，自以为是贵族，视南方如奴隶。元朝的等级制度渗透在各个方面，与中华传统文化背道而驰，格格不入。而且绝对的特权导致绝对的腐败，早已失去成吉思汗时代横跨亚欧，征服俄罗斯，饮马多瑙河的雄心气概。最终被朱元璋赶回大漠草原。朱元璋为了确立明朝的正统，承认了元朝的正统，这样才有承接关系。总观元朝历史，有正统之名，却丢失正统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