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衡量一座城市的实力高下，就不再只看传统的“硬功夫”。
甚至“实力”都不再是唯一的目标。今天的城市，更需要一种魅力。
2016年秋天，上海制订了一份面向2040年的总体规划。很多人发现，它的写法有点新意：过去侧重经济的城市规划，这次却强调了经济、科技和文化三个维度。在未来的愿景里，上海被描述成“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
这份规划同样提出，上海要“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并把提升文化软实力放在“城市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营造良好的城市人文环境”。
显然，魅力之源正是文化。这是近五年来，上海尤为心心念念的一个方面。
“上海到了必须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时期。”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大大韩正这里，类似的意思公开表达过多次：“文化软实力不提升，城市就没有竞争力”。
这五年，文化开始被视作城市的“核心资源”，“文化兴市”也一度成为同“科技兴市”并置的提法；提升文化软实力，更被视为一种“根本战略”。
改变悄然发生，却将影响深远。
一组地标：卓越城市的“入场券”
上海将有两座新的歌剧院。一座在浦西，一座在浦东。
当上海大歌剧院和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的建设计划差不多同时摆在公众面前的时候，不少人觉得诧异——两座专演歌剧的歌剧院，全国没有先例。对这座已经有了一个“大剧院”的城市，是不是太多了？
但如果换一个参照系，比照纽约、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两座歌剧院实在只是“标配”。何况上海有2400多万人口，潜在需求的基数是它们的几倍。
要做“国际文化大都市”，要打造“卓越全球城市”，必要的硬件设施或许就是一张“入场券”。
数年前，上海曾有多位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建立“大艺术宫”。他们表示，当时的上海艺术场馆，无论是展地规模还是展品结构和数量，都离世界顶级水平相去甚远——上海博物馆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上海美术馆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与卢浮宫15万平方米、大英博物馆10万平方米、纽约大都会博物馆18.6万平方米比差距太大。
还有一些“缺只角”的东西，比如有人感叹，“上海需要配一座顶尖的自然博物馆”。同样的句式，适用于音乐厅、美术馆、博物馆、剧院……关键词无疑是“顶尖”。即便已有不错的基础，文化设施布局水平在全国亦属领先，但到了新的阶段，上海需要做顶尖的事情。
这就像经济一样，即便已经达到了“世界级”，上海依然需要向“最高水平”对标。一方面，外部的标杆还在变高；另一方面，这座城市本身就在不断涌现新需求。
也正因此，在总体已经告别“大开发、大建设”的时代，上海的文化设施建设像个例外。
这五年，上海新布局多处重大文化设施。一张“建成启用”的清单可以越写越长：2012年，中华艺术宫、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2013年，上海电影博物馆；2014年，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2015年，上海自然博物馆；2016年，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刘海粟美术馆；2017年，世博会博物馆……
另有人统计，上海已实现每20万人拥有1座博物馆，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1倍；全市公共图书馆238家，总量已经赶超纽约。
用一个时髦的词，它们被称作“文化地标”。这些地标，串起了一张日趋细密的文化版图。
而这只是第一步。
一场改革：根本破除生产力困顿
有不少变革，置于全局，更能悟出深意。
一座地标，物理空间只是第一层。更重要的是，从这个空间中，能生产出一些什么？
这个追问，是提给所有乐团、剧团、舞蹈团的，甚至是提给整个文化界的。人们进剧场，为的是“看戏”，也是“看角儿”的。上海能拿出国际一流的“戏”吗？又能捧出世界顶级的“角儿”吗？这不只是一场戏的问题。
上海文化有过辉煌，也有过沉寂，有过乏善可陈。人们一度看不到激动人心的原创新作，人才队伍也青黄不接。如果再受到体制性因素的约束，面目便相当糟糕。
这是一种生产力的困顿。一旦发生，受困的就不只是一个剧团、一个演员、一场演出，而是整座城市。
意识到这一点，改革便势在必行。
“我们不能沉湎于历史回忆，所有的成绩只代表过去，今天、明天的改革将决定未来。”2015年5月，韩正把上海18家国有文艺院团负责人请进市委，专门说了这么一番话。
此前，各家自主摸索的改革，已经渐次推开。而在这场座谈会上，各大院团的掌门人，第一次看到了一份《关于推进上海文艺院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里面有不少惊喜。
比如明确提出“既要解决体制机制的问题，也要解决院团人员经费保障不足、人才培养引进难、演出场馆缺乏等方面的问题”，这其中有些是他们连年呼吁的“老大难”。决策层亦强调，这项层级大大提升的改革，采取一条不同以往的路径：18个院团“一团一策”，给予充分自主权。当然，“蛋糕”不是白吃的。
这份很快由市委名义下发的文件，来自此前的密集调研。为了它，韩正曾跑了8个院团，开了8场座谈会。每一次，改革的目的都被反复强调：激励原创、鼓励演出、培养人才。
“一团一策”，必须拿出“好戏”，培养“大师”。这是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生产力。
也正是这点，令这场改革在上海全面深化改革版图中占据特殊的一席之地。
一份“野心”：到全球去树立标杆
瞄准文化软实力的改革，不止一项。
就在文艺院团改革前夕，上海在全国率先启动媒体改革，同样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一方面鼓励自下而上开展试点，一方面也自上而下予以通盘规划、提供保障。
这场以“深度融合、整体转型”为标志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有明确指向：提升主流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公信力。主流媒体以一种新姿态、新方式进行的内容生产，又在潜移默化间参与塑造着这座城市的文化软实力。
不过，在这背后，还有一层更深的意图：“为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作出上海的更大贡献”。
置于要当好“排头兵、先行者”的语境下，不难理解这份特殊使命。而这同时意味着，上海需要怀有一种更大的格局和追求，甚至是一点“野心”：到全球舞台上去发出声音，乃至树立标杆，成为“标准制定者”。
要做真正的国际文化大都市，这是必过的一关。为此任何文化领域的改革，当然不能“为改而改”，更不是“分钱分物”。
上海有备而来。
在上海当了一星期的评委会大大，舞蹈家伊万·里斯卡说：“我要给上海打一个大大的A”。
这是在2016年夏天。差不多同时，指挥家大卫·斯特恩也在上海当评委会大大。一场是时隔9年再度举办的国际芭蕾舞大赛，一场是首次举办的国际小提琴大赛。两场国际比赛的“撞车”，不经意间让上海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大卫·斯特恩在以他的父亲——伊萨克·斯特恩名字命名的小提琴赛后说，“上海正在制定音乐比赛的国际标准。”
30多年前，伊萨克·斯特恩曾造访上海。那段经历后来拍进了著名的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片中，老斯特恩对几个拉小提琴的中国年轻人不吝溢美。
但当年的他不会想到，这座远在东方的城市会悄然制订起小提琴比赛的标准——每一位选手需在赛前准备的曲目量长达四小时，中国作品成为必演曲目，这都突破了常规。
从第一届就开始跻身世界顶级比赛之列，正是上海办赛的初衷。舞蹈大赛也是一样。那个“大大的A”，既是打给前前后后不乏精密的组织筹备，亦是打给这座城市展现出的眼光和追求。
至少在顶级文化领域，世界已经看到上海，并且不能绕开。
一片土壤：富于魔力的交往空间
有高原，更要有高峰。这是上海各项文化改革的初衷。
但反过来说，一座富于魅力的文化大都市，有了高峰，又更需要高原——一枝独放不是春。上海明白，文化不是一部分人的游戏，它应该成为全民的生活方式。
即便是瞄着顶尖去的“一团一策”改革，也同样兼带“培植土壤”的意图。
曾经冷清的绍兴路9号，如今常常门庭若市。因为上海昆剧团的FollowMe（跟我学）项目，每个星期，都有几十上百个来自各行各业的男女老少走进这里，在俞振飞站过的练功房里，跟着专业演员学拍曲、走圆场。
在京剧院、沪剧院，也有类似“一起来玩”的班，人气逐年看涨。对一门古老的艺术来说，在“传统”和“传承”之外致力“传播”，逐渐积累起年轻的拥趸，无疑是一种效用深远的别样之功。
而对这座城市而言，生活在其中的人因文化而形成的“雅集”，更在成为一道道特殊景观，甚至重塑城市人的“流动方向”。
城市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盒子，而是一个交往空间。而来自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并因交往产生的文化活力，很大程度是城市的活力所在。而同时，一座富于魅力的城市，一定包容交往。
每周六下午，就有许多人会固定“流”向思南公馆。自从3年前，这片老洋房里开出了第一场讲座，“思南读书会”的牌子就挂到今天，并一路衍生出书市、文集、纯文学期刊。
让人们趋之若鹜的一个秘诀，是思南读书会营造的对话感。其并非传统的文人内部对话，更不是某种“小圈子”的自娱自乐，而是所有爱书人的对话——无论你是写作者还是阅读者，无论你是文坛名家还是“新青年”，在读书这件事面前众生平等，不分阶层。
书为媒介，建筑为空间，从中产生的便是极富人文意味的火花。有一位几乎场场必到的退休老读者就曾感慨，这个读书会“改变了我的生活和兴趣爱好，让‘书’从抽象变具体。”来“思南读书会”后，老人习惯在露天书摊“思南书集”买一本当期介绍的书，“带回家以后，老伴读得比我还快”；法语翻译家马振骋在“思南读书会”做了两次嘉宾，“有一回我来晚了，马先生给我让座，我看了他几眼，认出是上回在台上见过的嘉宾。我们交了朋友，我给马先生寄我拍的照片，他送我翻译的小说，还一起看了法国电影《广岛之恋》”……
一位翻译家和一位退休工人，就这么自然而然地交上朋友。这样的故事，今天的上海常常上演。
这是空间的魔力，也正是城市的魅力。
一本大账：立足未来的治城情怀
“文化”和“城市”原本是不同范畴的概念。但对一座文化大都市而言，它们的界限正在日益模糊。
如果将城市视作一个有机整体，其间的砖瓦草木、建筑街巷、水道河流，既是产生文化的容器，也是文化的载体，甚至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
一座有文化的城市，不仅有大师，不仅有好戏，还有可以阅读的建筑，适宜漫步的街巷，可供交往的公共空间……这是上海正在参悟的事情。在发展传统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同时，这座城市的治理者，开始将整个城市当做一个“文化体”，将治城视作一种“大文化”。相应地，许多具体的决策、手势、观念，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甚至经历着空前颠覆。
2017年的上海，有三个字被微微调了一下顺序：针对老旧城区的改造，原先的“拆、改、留”，变成了“留、改、拆”。也就是说，原本要大片拆除、“腾笼换鸟”的老房子，如今可能要大片保留，并不能随意进行商业开发——只要它们属于值得保护的历史建筑。
熟悉动拆迁的人知道，这三个字的顺序微调，动的将是何等巨大的奶酪。
但在上海，哪怕舍掉巨额经济利益，也要留下成片历史风貌，这是一本不得不算的大账。
“上海发展到现在的阶段，必须下决心采取最严格的措施，去保护好延续好这座城市的文脉和记忆”；去年5月，韩正曾专门走了一趟武康路——一条历史建筑云集的马路。他告诉上海的干部，在历史风貌保护这件事上，“我们采取任何严格措施都不为过”。
在他眼里，这件事应当提上“对历史、对城市负责的角度”。这是一种考验。而对一座国际文化大都市而言，不仅要立一些标杆，终究也要为后世留下一些标杆。
某种意义上，“留”比“立”更难，更考验能力、担当和耐心。但上海明白，这件事具有特殊的价值。它不能不做，并且一旦做成，连带的影响和收获的回报，都将无以复加。
就像市领导所说，“当前在经济上、精力上可能会付出很多，但是我们的下一代会得到更多、我们这座城市会得到更多，历史会证明这一点。”
归根到底，这也是一份“初心”——一座有文化的城市，终究应该是这个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