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知识分子中的精英群体是国家与民族的脊梁，但是否是真的脊梁，只有当国家、民族遭遇重大危难时才显现得清，或在和平时期是否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过不朽贡献。

日本侵华便让当时的精英群体分出了清浊。七七事变后，郁达夫、李叔同、张恨水、老舍等作家诗人担负起民族救亡的使命，胡适更是以个人身份到欧美出访57天，演讲56次，几乎平均一天一次，为拯救中华而呐喊。

闻一多、朱自清等文化名人在西南联大为国育才。

1938年，中国北方许多大城市沦陷前，北大、清华、南开等名校南迁，陈寅恪、梁思成、华罗庚、朱自清等大批学者、作家、艺术家，拖着文弱的身子跋山涉水，湖南的崇山峻岭间都曾有北来的教授们短暂授课的身影，他们最终历经千难万险抵达昆明，在西南联大为中华民族保存文明的火种。更有周扬、梁漱溟等作家、学者前往条件更加艰苦的延安参加抗战。

这些精英并不因为国民政府如何腐败便抛弃它转而投向强者的怀抱，并不因为不同政见而不融入抗战的滚滚洪流中，并不因为四万万同胞大多数是文盲就嫌弃他们，这些精英本来过着优越的生活，一旦国家有难民族危亡，便共赴国难，“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便是民族大义。

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社会精英投敌，当然，他们自己是不会承认投敌的，甚至认为自己才是智者，是曲线救国，是在保全中国的有生力量。此类精英面对日寇侵华，对抗战一点信心都没有，落后的农业国家中国与现代工业国家日本对抗是以卵击石，早投降损失更小。甚至认为热血抗战的人愚昧，宣传抗战是民粹主义，日本高度文明，中国应向他们学习，日本所倡“大东亚共荣圈”会使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进步。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与侵略者合作才是真正拯救中国。

在伪政权任职的周作人（穿白衣者）。

如今已被许多人崇拜不已的周作人便是一个不知不觉间沦为汉奸的大文人 ，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他的著作在当今一版再版，人们已忘却了他的汉奸身份。

在抗战之初，周作人的许多朋友就力劝他离开北平，到大西南去，然而，他最终留了下来，在汪伪政权中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后来又担任汪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与日本陆军大将寺内寿一有过亲密合影。其弟周健人的二儿子周丰三见二伯父沦为汉奸，以死相谏。

侄子的死都没能让周作人清醒，他像那些投敌的所有精英一样，看不见拼杀在一线的军民是如何的慷慨赴义，看不见劳苦大众是如何挣扎在死亡线上。曾留学日本的周作人，或许会认为戴着白手套喝着红酒向他再三鞠躬的日本人是多么地文明与高贵，而自己的同胞是多么狭隘与愚蠢。

投敌后给周作人带来的直接益处是生活质量的提升，曾自嘲为“苦雨斋”的周作人家，大兴土木，成了豪宅，周家人进进出出有小车，过起了锦衣玉食的生活。而他当年的学界朋友，正在重庆、昆明、延安等地吃了上餐愁下餐，不知明天是否吃子弹。

周作人与所有投敌的精英一样，万万没有想到落后的中国竟然最后战胜了侵略者，他们受到正义的审判，定义为汉奸。到1947年，全国共审理汉奸案64000多件，受审的汉奸大都叫屈，认为自己是为了保护沦陷区的百姓。尽管现在有些人力图为周作人洗尽污点，但汉奸这顶帽子是谁也无法替他摘除了。

这些汉奸至死都不明白，自己又没给小鬼子带路杀同胞，怎么就成了汉奸呢？其实，日本侵华只是让这类人现了原形，战争爆发之前的“和平时期”，他们的言论已证明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已沦为事实上的汉奸而自己浑然不觉，多数人也不以为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都很好地传承了家国情怀。但是，一般只有在国家民族危难时刻，一部分知识精英方显铮铮铁骨，而极少部分知识精英则丧失了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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