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秦国和楚国的国情不同，秦王厌恶那些保守旧贵族已久，商鞅变法得到了全力支持，靠军功爵制度提拔了新贵族打压了旧贵族，楚国变法并没有得到全力支持，变得只是把原有的政策稍微做一些改变而已，平民还是得不到入仕途的机会，吴起变法在短期内没有产生有实力达成政治平衡的新利益集团，而秦国变法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内已经造就了一批军功起家的广大既得利益者。没有广大既得利益者仅靠绝对权力的支持，当绝对权力消失后变法必然失败。当然，即使旧利益集团没有能力摧毁新的利益集团恢复往日荣耀，更不能向秦王撒气，但杀一个始作俑者商鞅泄愤还是做得到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曾有一个人集变法者和绝对权力于一身，变法最终还是人亡政息。

其次，到了战国时期，法家化已经是一个普遍趋势，但就其实质而言，就是把松散的贵族政体改造成极权主义官僚政体，用霸道取代王道。秦国本身混杂着戎狄的野蛮风俗，一旦列国开始比赛野蛮，它就可以比其他国家更野蛮，山东六国往这方向走就很难有这么彻底。楚文化与秦文化有很大不同，楚文化中偏向权力分散、个人自由、贵族政治方面的文化基因较多，而吴起变法却是要把楚改造成一个极权主义式的国度，这就与楚文化本身的民主传统格格不入，所以其变法注定不可能彻底成功。

因为商鞅是被秦王弄死的，秦王杀他是因为恨他的人，而他那中央集权的一套，秦王爱的不得了。吴起是在变法时被楚国贵族给弄死的，如果商鞅变法时也被秦国贵族给弄死了，那这法八成也就没了。说到底，秦国国君权力远大于楚国，楚国公族势力太过于庞大了，根本压制不了，秦国远离中原，列国卑秦，落后反而是种优势，中原列国根深蒂固的传统障碍太大了。

商鞅变法，可以说把秦国变成了一个具有军国主义性质的国家，而新法的军功爵制度培养了一大批军功爵贵族，这些人都是新法的受益者，拥护新法开疆拓土积累军功。商鞅不是直接带着他们上战场开砍挣军功的人，所以他们可能不会去给商鞅报仇闹事。但是你要是废新法，断了他们不断作战得取战功向上爬的机会，依然让他们在前面拼命却没啥好处，传统分封贵族在后面夺取利益，他们肯定不干，而且他们是武人，大刀片子在手，谁断他前程砸他饭碗他就抡刀片子开砍了。

这两个国家的体制不同。秦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封建制，中央集权空前强大。而楚国国土虽大，但是很多地方都是封君制，还处于分封状态，中央集权并不是很强。当然也有各自国家的大王水平问题。秦国自从秦孝公开始，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这几代领导人，都是有作为的君王。

我觉商业变法和吴起变法结果不同，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秦孝公时期秦国贫弱，当时秦国是战国七雄最弱的，天下卑秦，无论主政者还是秦国老百姓变法变强的希望更加强烈；反观楚国在吴起变法时期，国力还是不错的，对变法强国没有太多的紧迫感； 第二、秦孝公即位的时候年龄比较年轻，所以可以与商鞅携手变法20多年，秦法深入秦国朝野，根基牢固，秦孝公去世后，秦惠文王继承父志，坚毅护法；反观吴起变法公元前386年—前381年，楚悼王当政时，变法前后不过五年，变法根基不够牢固，吴起在失去国君支持，必然遭遇旧贵族的强烈反噬。

最后，商鞅变法相较于吴起变法，变法更加全面更加彻底。秦国老百姓在商鞅变法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反观吴起变法，更多倾向于打压旧贵族，老百姓得利不是太多。 以上其实第一条和第二条是最重要的原因，变法是新旧势力的博弈，而国君作为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可以在新旧势力之间起到平衡的作用，一旦变法力量失去国君的支持，变法力量必将快速被旧势力快速吞噬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