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某官方媒体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针对现在的95后年轻人群的就业观进行调研。根据调研的结果，有大约48%的95后人群选择不就业，有15%的人希望自主创业，有高达54%的人最向往的工作是当网络主播，也就是俗称的网红。
而综合其他各种的就业调研结果，我们会发现一个比较一致的趋势。那就是现在的95后人群，越来越不想从事传统的制造业，也不想从事普通的白领工作。通过成为网红这样的财富捷径实现金钱的累积，成为了年轻人最普遍的向往。
再看数据的细部：选择不就业的人当中，居住在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的年轻人分别占据了总数的37%、29%、18%和7%。以上几个城市加起来一共占总数的91%以上。也就是说，实际上有这种底气和雄心选择不就业的人，主要还是分布在大城市的青年人。
至于那些小地方的青年，大部分还是只能选择乖乖就业，该上班上班，该搬砖搬砖，搬砖之余上网发发牢骚。在大城市和其他地区的年轻人之间，就业观呈现如此巨大的差别，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状况和未来趋势的端倪。
为何大部分年轻人都不想按部就班的就业工作呢？归根结底，在于这年头普通工作实在太不挣钱。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中国的各行业平均工资为57394元，每月大约4782元。
这个数字，当然不算高，但是比起现在应届毕业生实际能拿到手的工资，4782元其实也不算少了。据统计，2015年应届毕业生实际平均工资为4793元，2016年的平均工资下降为4765元，2017年进一步下降，降至4014元。
在平均实际薪资一年比一年低的情况下，大学生自然对就业不抱期待，或者期待很低。在所有的工种类别中，工资最高的是IT业和金融业，IT业的年平均工资为122478元，金融业年平均工资为117418元。即使我们用最高的IT和金融来看，平均一万左右的月薪又真的能让人过上安心的日子吗？我想，稍有常识的人也不会对此作肯定的答复。
众所周知，中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数量庞大。大量的新增劳动力涌入市场，等于是单方面增加了劳动供给，但是需求并没有相应增加。据统计，2016年全国大学毕业生人数是756万人，2017年的大学毕业生人数至少在795万人，加上之前没找到工作的，今年城镇的新增就业人口总量至少在1100万人以上。可以说，就业市场是活生生被大学生挤爆。
因此，有一种陈腔滥调认为，现在的大学生薪资越来越低，是由于每年涌入市场的劳动力增加太快，以至于就业市场消化不了，没办法提供足够多的岗位来给求职者。这种用简单的供求关系得出的结论可靠吗？实际上的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都知道当下的中国的存在两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一个是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众多，就业市场不堪重负；第二是中国的很多地方其实是出现了用工荒，招人招不上。比如去年的春节后，广州的企业需要补员接近19万人，比上一年增加2.5万人，但对外发出招工启事后，人员仍然招不满，到该年8月的时候，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合肥、郑州、成都等地却相继出现了“用工荒”。
就业市场上，新增劳动力不断增加，但企业却常出现周期性的“用工荒”，两者同时发生说明一个问题：就业市场肯定出现了资源错配。劳动力没有去到岗位最多的领域，而提供就业岗位最多的行业却没有足够多的熟练工可以使用。
过去十几年来，中国实际上需求最多的工种是什么？答案是依靠体力和简单技术的民工。在过去这些年的城市化建设，基建和房地产开发，以及低端制造业当中，第一线的生产建设其实是依靠大量的农民工完成的。中国的城镇化率从十五年前的不到40%，一路跃升到今年的57%，几乎是靠民工的双手一砖一瓦垒出来的。中国生产全球1/3的零售产品，其实也是靠民工的双手实现的。
民工来自何处？这需要略加了解中国这些年的劳动力人口和学历构成。
大概从2000年左右开始，初高中毕业生成为了中国低端民工的主要来源。据统计年鉴数据，中国小学招生的最高峰在1994到1996年期间，三年合计约7592万人，这一群人在2005到2007年高中毕业，还有一部分在2002年以后初中毕业。
而这群人高中毕业的时候，中国的大学一共招生1601万人。换句话说，仅仅这三届学生当中，就有大约五千万初高中文化的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
在短时间“生产”大量民工之后，内地的大学进一步扩招，招生人数每年都在大幅上升，同时，初高中毕业生数量却比以前减少。这是因为1988年到1990年期间的人口高生育期已过，之后的人口出生率逐渐降低。
这个趋势延续到2013至14年，全国高中毕业人数每年下降到为约一千万左右，大学招生每年超过700万人，只有约三百万高中毕业生没有上大学。加上约七百万读完初中没有上高中的人，全国一年的初高中文化民工将近一千万左右。以此计算，三年只有三千万后备劳动力，比高峰时期少了至少两千万的民工后备力量。
换言之，年轻力壮的民工数量在急剧减少，不知道四年学了个什么名堂的大学本科生却在不断增多。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14年全国高中毕业生799万人，大学招生697万人，只有一百万左右高中毕业生最后不会上大学，即使加上初中毕业后就不再继续就读的人，整体数量也只相当于十年前的不足十分之一。
2014年入学的高校本科生，算起来正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当这些大学生即将走向职场时，他们的同龄人中，只有极小部分在上大学以前就出社会做事。
这等于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改善提高吗？当然不能这么简单的下结论。
虽然大学生比例看似增多了，然而，由于中国经济的根底在近几年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依然是以地产、低端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因此整个就业市场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性质还是和以前差距不大。
但就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供给趋势而言，不仅是适龄劳动力（18-64岁人口）数量在持续下降，并且那些只要有活就肯干的民工数量在减少缩水，挑三拣四却又没有实际能力的大学生增多。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错配”便如此形成。
或许你要问，为啥大学本科生的薪水期待要比初高中毕业生更高呢？很简单，因为他们个人投入的教育成本比初高中毕业生更高，包括大学四年的漫长时间以及更昂贵的学费和生活成本。付出更高成本接受教育的大学生当然会期待更高的薪资回报，此外，现在被房地产推高价格的租金、交通、饮食、购物等等成本开支都比以前更昂贵，因此也存在一种不得不要求更高薪资的心态。
根据某财经媒体的盘点，全国“安全感薪资”最高的城市是上海，达到9250元，而即使是成都等西部地区，让人获得“安全感”的薪资也达到5660元。再来对比看看大学毕业生那点实际的薪资，你认为他们对于工作能有安全感吗？毕业生渴望更高的薪资，本质上是一种被增高的生活成本倒逼出来的涨薪要求。
之前，笔者在多篇文章中都曾提及，中国经济的最严重病症之一在于资产端（不动产等）通胀，而在消费端通缩。这造成企业盈利率普遍偏低，具体而言，中国的企业利润率只有6%，所谓的500强企业更悲催，利润率只略高于2%。
此数据来自于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一份报告。而在实际层面，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真实数据还要低于这个报告的披露。企业没有利润，自然不可能给员工开出高工资，何况对象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根据日本的社会学家山田昌弘的研究，在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以来，日本企业进入了长期的低利润率时代，企业利润率普遍在5%以下，由此，大部分企业采用了保护老员工的政策，同时为节约成本，对于年轻员工和毕业生采取了临时工、短期合同工的雇佣形式，工资开得非常低，而且随时可能终止合同。这造成了日本的80后、90后人群当中越来越多的人无论怎么玩命打工都挣不到钱，最终沦为屌丝青年。
发生在我们近邻身上的事情，似乎正在当下的中国重复。
近三年来，中国大学毕业生平均工资不升反降，与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普遍面临的困境有直接关系。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当年日本的翻版。
其实，毕业生到手的薪资数字走低并不是最可怕的，最让人心寒的是这些年大学生对薪资的期待在持续走低。这说明连他们自己都意识到中国的大学学历根本就不值钱，他们对于就业市场也越来越心灰意冷。在如此悲观的普遍情绪下，超过48%的95后大学生主动选择不就业，是完全合理的现象。
不愿意找工作的95后，会是压垮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吗？众所周知，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依靠劳动力高量低价的“人口红利”。从1979年到21世纪前十年，中国的低端劳动力供给达到了最充分的状态，没有出现明显的劳动力资源错配。
据统计，这段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达到9.1%，其中劳动力贡献了2.3%，资本贡献了4.4%。需要注意的是，没有劳动力2.3%作支撑，资本增长的衰退会非常明显。在今后，当中国的实体经济缺乏了强大的劳动力支撑，当90后们都开始从事一些网红、主播这类不事生产的职业，或者干脆赋闲在家中不就业，这时，资本的增长已缺乏劳动力作支撑基础，也将不可避免陷入衰退。
面对貌似暗淡的未来，我们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事实上，目前劳动力衰退的问题只能依靠产业的转型来缓解。
这即是说，在大规模淘汰掉了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后，新兴的高智慧经济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需要大规模铺开，为就业市场提供大量的新兴职位，大学的教育必需成为一种与这些职位的相关知识匹配的“准职业教育”，以此来纠正之前的劳动力市场上“资源错配”的现象。除此以外，别的都是瞎扯。只有当人能尽其才的时候，年轻人才会重新获得信心。如此，才能改变现在年轻人对就业不抱期望，对薪资期待越来越糟的趋势。
没有信心，尤其是年轻人对未来没有信心，经济必然会完蛋。而扭转这一趋势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目前整个产业转型的效率是否能超过人口红利衰退的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