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郭沫若亲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应日本学术会议邀请做为期一个月的学术交流，已经是60多年前的事情了。诚如代表团成员之一，已故桥梁专家茅以升所言：“每忆往事，则称道观赏之乐以及此行影响之久远。”

这支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星光熠熠”。理科方面有桥梁专家茅以升，人们难以忘记淞沪会战后，杭州危在旦夕，南京政府发出炸桥命令，茅以升深明大义，心情沉重地表示：“造桥是爱国，炸桥也是爱国！”一语未尽，热泪夺眶而出；有中学四年演算出上万道数学题，十七岁留学日本，以两门课满分成绩名列九十名考生中第一名、中国微积分几何派创始人的苏步青；有提出药学教育“三三制”观点，编著中国第一部医学院校专用教材《医用有机化学》的薛愚；有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主持设计和施工佛子岭水库大坝的汪胡桢；有发现晶界内耗，被称为“葛峰”的葛庭燧。文科方面则有创造社后期重要成员冯乃超；第一次论证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上的不正确观点的尹达。

南昌起义后，郭老辗转来到日本千叶亡命十年。抗日的枪声，使他再也不能避居日本终日与书为伍，他机智地躲开了日本便衣警察的监视，取道海路，回到怒吼中的中国，而他留在日本的一家老小则屡遭日本军警迫害。郭老的孩子郭和夫、郭博完成大学学业，全仗岩波书店创始人茂雄的资助。郭和夫毕业后第一次拿到工资，便买了条领带送给茂雄老人，老人脸上绽出一缕欣喜的笑，立即换上了新领带。茂雄生前未同郭老谋面，1955年郭老甫抵东京，便到茂雄老人的墓前拈上心香一瓣。此外，郭老亡命日本期间，倾心钻研中国古代社会，得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多方支援，到达东京翌日，他便去田中墓前，按日本习俗，祈祷他的冥福。如此温情之举，在日本社会各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上世纪50年代初，中日两国关系尚未正常化，去日本需搭乘外国航班经香港转赴。1955年11月1日，代表团搭乘的加拿大客机在行将飞近台湾上空时，金属学专家葛庭燧发现右翼第二个螺旋桨冒着黑烟，立刻用流利的英语告知空姐，空姐火速引来机长观察，并与地面取得联系，按照紧急预案操作，平安返航。

就在几个月前，“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台湾情报机构获悉，周恩来将率领代表团，包租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印尼参加亚非会议，在香港加油时，台湾特务安置了定时炸弹，在北婆罗洲沙捞越上空爆炸，机上十二人全部遇难。周恩来因为接到缅甸大大邀请，决定提前经昆明赴仰光处理中缅两国之间的问题后，再去万隆开会，因此未遭暗算。如此危急时刻，我们不敢掉以轻心，遵照港澳工委负责同志的意见，代表团暂缓出发。新华社分社的同志把各国航空公司的机票都订了下来，使敌特弄不清代表团究竟搭乘哪家公司的班机，并通过关系获悉英国班机有美国国会议员搭乘，最后决定乘此航班。起飞后再退掉其他航空公司的机票，无非是搭少许手续费而已。

根据以上情况，国内指示回程时不走空路，改走海路，并联系好苏联客货运输船。我们在下关等待搭船回国时，下榻当年李鸿章代表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春帆楼。而后日本从清政府获得了巨额赔款，用于扩军备战，矛头直指中国。事与愿违，鲁迅与郭沫若两位留日医学生，不是用手术刀而是用笔，度过了自己战斗的一生。

具有深刻意味的是，尽管当时中日尚未复交，春帆楼的大门两边已挂起两面巨幅的五星红旗。这触动了郭沫若的创作激情，他奋笔直书：“六十年间天地改，红旗插上春帆楼。晨晖一片殷勤意，泯却无边恩与仇。”

代表团访日归来，恰值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陈毅元帅正任上海市长，他亲自到码头迎接代表团。郭博在上海工作，也同他的日本夫人华江一起迎接老父。华江那时还很年轻，而且是第一次见公公，十分紧张。郭老在接受献花后，把它送给这位异国的儿媳。在众多负责同志面前，日本年轻女性的腼腆，使华江时不时同公公保持一定距离，这时，豪爽的陈帅就满脸含笑要她跟上前去。上世纪80年代我去复旦大学讲学，华江在该校讲授日语会话，我们谈起往事，花一般的笑意掠过她的脸庞，她感到中国领导人和蔼可亲，以及无限的温暖。

代表团回到上海后，正值寒冬腊月。当时，毛泽东正好在杭州，要宴请代表团一行。在离沪赴杭那天，郭老与在车站送行的上海领导同志一一握手后，走上火车。郭博夫妇站在月台上同父亲话别。也许由于距离过远，郭老跨在车门旁，用日语谆谆教导他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夕阳西下，一片晚霞映照着郭老，我在一旁不禁想起朱自清那篇脍炙人口的《背影》。我们可以从郭老的许多随笔中，看到他对儿女的一片慈爱。访日期间，当郭老重返亡命十年的故居，亦流露出对女儿淑子的怀念之情。

(原标题：红旗插上春帆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