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80岁的乾隆写下《御制十全记》。这篇《御制十全记》的内容，讲述乾隆继位后的十场军事行动。

乾隆这样写到：“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

文治武功，向来是帝王的自我称赞。乾隆时期也是清朝官方文书中，经常以“盛世”自许的阶段。乾隆后来会用“十全老人”称呼自己，倒也不足为奇。

况且底下官员为了仕途升迁，也是极尽阿谀奉承，对他的功绩大肆赞扬。可是，到了乾隆去世后，“十全武功”开始成为被人攻击的靶标。一些人批评乾隆的“十全武功”实际上是穷兵黩武，对当时社会和民众造成极大伤害。

从历史影响分析，这两种说法，各有道理，但都不够客观。乾隆的“十全武功”，肯定有很大水分。首先，在这些战争中，并非每次都能获得军事胜利。

跟安南交战中，清军损失惨重。平定缅甸、廓尔喀时，同样折损将士，大学士福康安在征讨廓尔喀的战役中，差点阵亡在刀枪下。

这些国家最后选择主动投降，主要还是因为清朝体量庞大。在当时的东亚格局中，清朝最为强大。缅甸、安南、廓尔喀都不愿长期跟清朝对峙，于是选择朝贡归降的方式，换取双方和平。

即便是那些获得胜利的战争，也同样付出极大代价。平定大小金川时，清朝投入60多万人力，折损上万人，历时五年才勉强平定。

清代学者赵翼在《檐曝杂记》中记载，乾隆朝在平定大小金川战役中，耗费军需银775万两白银，实际报销658万军费。而根据魏源在《圣武记》中记载，平定大小金川时，总共消耗七千万两国库银。

乾隆时，虽然有雍正时推行新的收税制度，以及前面数十年社会稳定，创造的大量财富，为国库源源不断输送白银。但是，当时每年国库收入也只有三千万两白银。军费不足，只能开源。

为了弥补军费，朝廷决定对盐商开刀，让他们掏钱。过去盐由官府垄断，盐商需要到官府那里交钱拿凭证，到指定盐户家里买盐，再卖到指定地区。对盐商来说，他们的身家性命都在官府手中，完全没有保障，只能乖乖掏钱。

乾隆时期，仅盐商就向朝廷捐输了一千三百一十万两白银。而这些钱，名义上是由盐商交纳，实际最后仍是由百姓承担。

所以，整个社会为这些战争需要承担极大的负担。百姓需要面对层层盘剥，生活必然艰难。乾隆时期，清朝各地都曾发生过抗税抗粮事件。

而且，武功不仅体现在战争的结果上，更需要体现在军队和社会当中。乾隆时期，军队虽保持一定战斗力，但实力已经严重下滑。

当时军队主要以八旗、绿营为主。这两支军队在清朝初期，曾经立下很大的功劳。但是，长期和平环境下，军队逐渐丧失战斗力，内部积弊极重。

将军不懂指挥，士兵缺乏训练，腐败问题极为严重。乾隆也曾多次下旨训斥，可是效果极差。这也是为什么在乾隆时期的军事行动中，只要稍有不顺，军队就很难取得战绩。

对社会来说，乾隆时期，清朝总体已经维持上百年的稳定。整个社会体制的建立，都是以和平条件为主，包括官制、军制、社会资源调动等等。而战争一旦爆发，许多原本的制度，就无法正常推行，容易产生变形。

雍正年间，朝廷设立军机处，就是因为过去的内阁无法达到战争要求的效率。乾隆时“十全武功”的战争中，一共经历了26年，总军费达一亿三千万两白银，由此带来的影响，可想而知。

乾隆末期，各地爆发起义，并非没有缘由。嘉庆元年，湖北、四川爆发白莲教起义，清朝耗费上亿两白银，才勉强平定。而且，为了逢迎皇帝，官员谄媚献忠，对官场、社会风气，都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这些都是“十全武功”的负面效果。

但是，如果说乾隆朝的军事行动，完全是穷兵黩武，没有半点功绩，也有失偏颇。在这些军事行动，清朝扩大了疆域，将新疆纳入版图，疆域领土面积达到1453万平方公里。

同时，这些军事行动，也增加清朝对地方的统治能力。如平定大小金川战役。这场战争是为了解决川西土司问题。

土司问题自明朝时就已经出现。土司以世袭继承，握有地方大权，俨然独立王国，对中央政策并非完全执行，常常阳奉阴违，不利于地方统治。

乾隆平定大小金川时会如此费劲，除了清军战斗力差，也是因为当地土司盘踞地方多年，不易根除。清朝入关后，也开始着手解决土司问题。

当时清朝是在云贵地区设立州府，由朝廷派遣地方官员治理，代替土司管辖。雍正时期，这套办法得到进一步推行，但主要还是集中在云贵一带。

川西土司势力极深，且常常互相争斗，造成内乱，对于加强中央统治，维护内部稳定极为不利。乾隆出兵也并非没有道理。

所以，对于乾隆的“十全武功”，也要分开来看。而且，还要根据不同时期来判断。如果在平定新疆以前，可以称为“武功”，因为确实有一番功绩。但是，在平定新疆以后，更多是为了平定内乱和外部挑衅，意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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