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50年北宋仁宗年间，浙西地区爆发饥荒，一时间饿殍遍地。所谓浙西指的是北宋行政区域两浙路（路治杭州）西部，后来两浙路又于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两次分为东西路。因基本相当于现在的浙江西北和江苏南部，故而又称之为吴地。

当时北宋名臣范仲淹正是杭州知府，杭州就在浙西，因此也发生了饥荒，于是范仲淹迅速展开了赈灾行动。他立刻召集难民，并由官府主持发放救灾粮饷，一切进行的井井有条。然而此次灾情来势汹汹，官府的积蓄在疏浚、赈灾开始之后，很快就花完了。眼见灾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如若是常人，必定立即上奏朝廷，以求尽快筹备赈灾款项并调集粮食。然而灾情紧急之下，范仲淹并不打算等候朝廷的救济。

众所周知，宋朝时期的江南地区十分富庶，唐朝晚期就有“扬一益二”的美誉。此地物产丰富、水陆交通便捷，对外商贸联系十分频繁密切。于是范仲淹决定因地制宜的推行自己的赈灾方略。

在这里的百姓早已养成了恣意游乐的习俗，其中竞渡更是人们热情高昂的喜爱项目。所谓的竞渡与如今的赛艇颇为相似，人们每逢比赛，通常都会到场支持自己喜欢的船队。另外这里的居民礼佛情节浓郁，即便家境贫寒也会前去佛寺毕恭毕敬的，并捐资造庙。只是如今是大灾之年，按照常理，官府理应限制百姓竞渡，更不能纵容佛寺与民争利。

然而经过一番思索之后，范仲淹却做出了惊人之举。他不仅多次出面组织起大规模的竞渡活动，还令诸多佛寺大兴土木。一时间，不仅本地百姓对江面的竞渡活动趋之若鹜，就连外地人也纷纷赶来观看。而佛寺的兴建，同样吸引了众多外地香客的来访。

如此灾年之时，人力成本却并不高，寺庙搞起土木工程建设的花费相当低。这一市场行情迅速被一些富商们嗅探到了，也跟在寺庙后面修葺房屋、建粮仓。同时官府自己竟然也在兴造吏舍，完善官府建筑。

不仅如此，范仲淹还让杭州城中的米商抬高米价，准许他们赚取更高的利润。听到官府的话，米商们当然非常高兴了。于是浙西地区的粮食价格大幅上涨，远超周边各地的正常水平。

最终范仲淹的“反常”举措招致负责监管州县为政的监司不满，他上奏弹劾范仲淹，认为范仲淹“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公私兴造，伤耗民力”。这可是非常重的罪名了。然而的当时的实情却是，浙西诸地灾荒遍野，各地官府的库银用于赈灾犹如杯水车薪。唯有杭州灾情得到了有效遏制，不仅大规模饥荒踪迹难觅，而且其他发生灾荒的地区百姓都跑到杭州要饭去了。

在阅览了监司弹劾范仲淹的奏折之后，宋仁宗也觉得范仲淹的做法有些劳民伤财。只是看到范仲淹随后呈上的一份奏折，却随即释然了。原来范仲淹在自己的奏折中阐述了自己施政的意图，并解释了这其中的内在逻辑。

杭州等地，本就富庶，不论是富商豪强还是寺院庙宇，实际上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只是即便到了灾荒之年，也绝不会平白无故的拿出来用于赈灾。举行竞渡大赛之后，参加竞渡的赛手、大棚子、造赛艇等等就能带动许多人参加劳作。动员一些盛名在外的寺庙兴建土木、加盖房舍，需要招人、发钱、管饭，另外运输材料、打理饮食等环节同样需要人工。虽然在年人力很低，但有饭吃总比抛家舍业来的强。

当许多富商在寺庙和官府的带动下，纷纷大兴土木之后，杭州的灾民也就渐渐安定了下来。由于本地米商哄抬粮价，就使得趋利的外地米商觉得有利可图，纷纷运输粮食来到杭州买。当杭州地界的米粮充足之后，米价也就自然而然的降了下来。

宋仁宗看到奏折之后，立马明白了范仲淹的良苦用心。通过以工代赈和政策干涉经济的做法，范仲淹不仅缓解了灾情、平衡了经济危机，还减轻了官府的压力。后来杭州熬过了最为艰苦的冬天，到了第二年秋收之时，灾情就彻底消解下去了。

相较于杭州，浙西的其他受灾地方就没有那么好运了。比如当时的扬州，虽然同样富庶和热爱竞渡活动，但当地官府并未想到这与赈灾之间的关联，后来这些地区的百姓有许多人都饿死了，许多人实在饿极了就想着去抢富户的粮食，逼得这些富户不得不花钱聘请了许多打手看家护院，造成当地社会出现严重动荡。

如今人们大多只知道范仲淹的文学成就，顶多还知晓他所主持的庆历新政的改革思想。而通过杭州赈灾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了一位血肉鲜活的充满执政智慧的官员形象。